书名：《甲申三百年祭》70周年展览纪实 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郭沫若纪念馆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为了纪念郭沫若的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而编写。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反腐读本和材料，曾受到历届国家领导人的重视。郭沫若纪念馆为了更好地发挥这部著作的作用，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的反腐政策和决心，不仅举办了大型的展览活动，而且将举办这次大型活动的原因、意义、实况等编辑成书——《〈甲申三百年祭〉70周年展览纪实》。书稿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讲话、展览实况、纪念文章、媒体报道等内容，最后附上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全文稿。整本书充分展示了《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表现了党和国家治腐、反腐的决心。作者简介：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和郭沫若纪念馆组织共同编写。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检查所分工部门（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行使权力的情况，重点检查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和大额资金使用情况；巡视所分工部门（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勤政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坐落在北京市前海西街18号， 1988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199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郭沫若故居”更名为“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纪念馆与宋庆龄故居、鲁迅博物馆、茅盾故居、老舍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等专题人物博物馆共同组成京城名人故居旅游系列，使观众能够零距离感受大师们的风采。郭沫若纪念馆下设研究室、文物与陈列工作室、公众教育与资讯中心、办公室。其中 ，研究室主要组织开展郭沫若思想、学术、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学术活动；收集、整理、编辑郭沫若著作和研究资料；负责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务。 书摘正文：王伟光讲话实录加强党组自身建设，打造让党和人民放心、让全院同志满意的过硬的领导班子；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加强党和国家重要思想库建设，提高我院战略决策影响力；改革创新科研管理及激励机制，开展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全面展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出一批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全面推进报刊出版馆网库名优工程建设，占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传播制高点；加强院属单位领导班子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实施管理强院战略，提高服务科研能力和保障水平；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工作会议暨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讲话）赵胜轩讲话实录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条件和有力保障。当前，我院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创新工程的重要关口，党风廉政建设抓得好，将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好，势必影响科研和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从全面推进我院改革、建设和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赵胜轩强调，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进一步加大惩治力度；进一步强化制度约束；进一步提升监督水平；进一步发挥反腐倡廉智库功能；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工作会议暨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讲话） 张英伟讲话实录恪尽职守 积极作为 扎扎实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1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工作会议暨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关于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张英伟。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于去年10月来到中国社科院工作。这段时间，您对中国社科院形成了哪些印象？如何评价社科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张英伟：我到社科院工作已有3个多月，时间虽然很短，但感受颇深，受益匪浅，收获良多。长久以来，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社科院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群贤荟萃，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影响深远，令人崇敬和向往。来院工作后，通过与专家学者和干部职工的接触，学习研读近两年的重要科研成果，到有关单位和院所走访调研，同院领导、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谈心交流，参与有关工作和活动等，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我深深感到：近年来，社科院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着力凸显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最高学术殿堂、党和国家思想库智囊团“三大定位”，切实强化科研强院、人才强院和管理强院“三大战略”，持续推进科研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学术研究实力不断提升，在国内外影响声望不断增强。院领导班子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干部学者精神振奋、心齐劲足，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和历史性进步，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上升期、改革创新的黄金期。现在的社科院可以说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我也深深感到：伴随着社科院的全面发展，党风廉政建设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在政治导向力的保障上取得了新进步。通过把住“八大关口”，妥善处理敏感人员和敏感事态，既坚守政治纪律的底线、红线，又把握适度有节的策略、方法，处理好维护政治纪律与理论创新、学术自由的关系，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行为守法律，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第二，在科研生产力的释放上取得了新进步。服务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个大局，围绕实施创新工程这个中心，弘扬优良学风、促进廉洁自律、规范管理决策，扫除束缚发展的学风文风作风之弊，清理疲软涣散游离的行为之垢，为科研生产力的释放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三，在改革担当力的体现上取得了新进步。在实施创新工程时，纪检监察机关自觉担当促进改革发展和监督检查职责，参与创新方案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强化制度廉洁性评估和改革合规性检审，将政治纪律、优良学风、廉洁自律、管理决策的要求纳入科研管理和创新工程评价考核体系，促使廉洁性要求与创新性规范同步落实，推动各项改革平稳有序进行。第四，在创新驱动力的激发上取得了新进步。无论是协同构建“两个体系”，确立反腐倡廉“六项工作格局”，还是实施“预防腐败三大行动”，院所两级纪检监察组织坚持立足科研单位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创新思维和创新方式为科研和发展保驾护航”。第五，在智库影响力的扩大上取得了新进步。以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为载体，依靠专家学科优势和资源，持续举办廉政论坛，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中央和中央纪委反腐倡廉决策提供帮助。饮水思源，抚今追昔，我深切地体会：全院党风廉政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央纪委正确领导、信任支持的结果，是伟光、胜轩同志和院党组高度重视、精心指导的结果，是院属各单位和广大干部学者积极参与、关心帮助的结果，也是秋芳同志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和专兼职纪检干部同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作为一个新的“社科人”、作为纪检监察战线的一名“新兵”，我能在伟光、胜轩同志这样的好班长、好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在这样良好的基础和氛围下工作，能和这样一些素质高、修养好、责任感强的同志们同舟共济、并肩做事，既深感自豪和荣幸，又倍感责任和压力。党风廉政建设特征鲜明《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社科院的党风廉政建设有哪些特征？与党政机关及其他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有什么异同？张英伟：通过调研和思考，我觉得，社科院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鲜明特征：第一，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社科院不是“象牙塔”和“真空地带”，反腐倡廉建设要遵循防控权力运行失范的共同规律，参照反腐败斗争的一般经验，将中央的“规定动作”落实到位。但也要看到，本院干部学者知识水平普遍较高，道德自律意识普遍较强，而掌握的可寻租权力资源相对较为有限，我们既要坚决完成“规定动作”，又要结合院情实际抓好“自选动作”，有纪必执、有违必查、有风必纠。第二，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性。我院违反政治纪律、贪污受贿等案件和学术不端行为总体保持低发态势，说明既定工作思路成效明显。但也出现了一些经济违规违纪案件，创新工程经费使用不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制度缝隙和管理漏洞仍然存在，这提示我们必须保持查办违纪违法问题的高压态势，形成震慑。形势在变化，任务在更新，要求我们主动应变，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治院强院各项工作与防范惩治腐败同步研究部署、同步推进实施，避免制度真空，堵塞管理漏洞，保障改革发展健康顺利进行。第三，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组织专家学者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研究，为中央反腐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我们要将宣传解读我国反腐成效、吸引学者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素质等价值诉求融入廉政研究之中，善于将党风廉政建设的理念思路、方法路径等对策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良性互动。第四，既有现实性，又有长期性。党风廉政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既要立足现实，有切实管用、适应当下的行动，把具体的、短期的工作抓紧抓实抓好，又要有谋划未来的视野，未雨绸缪，从宏观、战略、前瞻的高度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对政治纪律、财经纪律、组织纪律等方面的风险点，既要经常抓、反复抓，立足眼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又要深入抓、长期抓，着眼长远，增强制度建设的系统性、规范管理的预见性和改革创新的可持续性。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内容《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国社科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着力点在哪里？张英伟：社科院的纪检监察工作点多面广线长，面临的挑战和考验还很多，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如何贯彻落实伟光、胜轩同志提出的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紧贴院情实际、勇于开拓创新的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社科院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办法，也是近期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从历史和现实、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我觉得，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应着力把握这样四个重点：第一，把方向，正风气。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要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我们要把政治纪律建设、组织纪律建设和学风作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抓紧抓牢，严肃政治纪律，严明组织纪律，强化学风作风养成，对干部学者身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对苗头性问题及时约谈、函询，加强诫勉谈话和教育警示，尽可能少出问题、不出问题，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为科研改革发展保驾护航。第二，强管理，重规范。实践证明，把规范性、规则性贯穿到科研管理的全过程和各领域，让干部学者对规则程序心存敬畏而非心存侥幸，是治院兴院之基，也是反腐倡廉之需。我们要针对专家学者讲道理、明是非的特点，把人性管理和刚性规范有机结合，建立勤廉敬业的行为准则和职业操守。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努力提升科研、人事、财务、基建、后勤等管理工作的水平，把纪律建设和组织建设结合起来，以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为社科事业创新发展排雷清障。第三，促创新，保稳定。在创新中保持稳定，在稳定中推动创新，这是各项工作持续发展、齐头并进的基础。我们既要为创新工程做好廉洁性评估与合规性检审，加大执纪检查力度，注意制度配套和工作衔接，确保程序规范和步骤严谨，避免我们的创新举措、创新过程存在“硬伤”，又要积极化解矛盾、防止利益冲突，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切实发挥行政监察、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巡视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为创新工程营造阳光公开、稳定有序、持续发展的软环境。第四，抓研究，夯基础。研究服务实践，实践引领研究。我们要继续围绕中央和中央纪委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决策部署，创新思想观念，改进方式方法，密切联系实际，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加强学科化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和对外传播能力，强化廉政研究组织实施方式、运作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为行使学术话语权和彰显反腐倡廉智库功能奠定更加深厚的基础。党风廉政建设要正确处理好五对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社科院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您有哪些新的设想？张英伟：为了把中央的决策部署，伟光、胜轩同志和党组的安排要求落到实处，我觉得，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需正确处理好如下五对关系：第一，科研工作和廉政建设“两手抓，两手硬”。科研工作和廉政建设如鸟之两翼、舟之双桨，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只有齐挥并重才能高飞远航。既加强科研管理、学术创新等主业，又把好政治纪律、财经纪律等关口，两手都要抓好，两手都要真正硬，是坚持正确办院方向，确保社科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各单位党政“一把手”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纪律与自由的关系，努力营造既严明政治纪律又鼓励科研创新、既进行严格管理又让人心情舒畅的良好氛围。纪检监察组织要聚焦中心任务，坚守责任担当，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不错位又有作为，在治院治所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惩治腐败和预防违纪“两兼顾，两保障”。做大做强纪检监察工作的主业，以治标的实效赢得治本的时间，以“惩”的手段达到“治”的目的，是指导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决策和行动指南。惩治和预防并不是相互割裂的，治标和治本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把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既惩治已然，加大信访办案工作力度，加大惩戒问责力度，及时查处有关问题，对违纪违法和学术不端等行为保持“零容忍”；又防患未然，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倒溯深查管理漏洞，建立健全机制制度，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切实加强警示教育，形成不想腐的道德防线、不易腐的制度屏障和不敢腐的惩治高压。第三，改革创新和执纪监督“两不误，两促进”。改革创新既要开风气之先，也要有一定之规。这就如同“好马配好鞍，好车配好闸”，执纪监督并非要断改革后路、拖创新后腿，而恰恰是要增发展后劲、解后顾之忧。要贴近实际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强化纪律意识、规则意识、治理意识，把创新性要求与合规性原则“无缝衔接”到科研管理的各个环节。我们要主动跟进，“全天候”抓、全过程抓，把执纪监督变成常态，让创新工程在阳光下运行，在公开中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查明隐患立即治理，在改革攻坚克难时做好合规性检审和廉洁性评估，在创新遇阻受挫时及时提供相关政策咨询，释疑解惑。第四，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双落实，双加强”。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必须“两个主体”同进退，“两个责任”共担当，分工不分家，种好各自的“责任田”。要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切实保证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要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不论是党委还是纪委，坚持有责必问，有过必究。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列入重要议程，与年度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主要负责同志要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抓领导、领导抓，抓重点、重点抓，抓具体、具体抓，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履行“一岗双责”，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纪委切实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倡廉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班子成员的监督；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向处室主任一级延伸，纳入研究室建设任务和室主任岗位职责，形成横到边、纵到底、事到人的责任落实格局。第五，派驻机构和内设力量“双增效，双受益”。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和各单位内设力量都是纪律检查的重要组织资源，应当不分彼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用铁的纪律团结起来，打造成为靠得住、用得上、过得硬的铁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院所两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加强信息沟通、情况报送和调研交流，共同研究监督执纪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分享经验，破解难题。全院纪检监察工作要“下沉一级”，从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上改进和完善内部协调机制，加强巡视督导和检查考核，既使派驻机构信息灵通，又使内设力量底气十足，形成群防群控的整体合力。要加强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和业务规范，提高信访办案等履职能力，使党风廉政建设更“接地气”，既为院党组分忧，也为所局党委解难，更好地履行监督管理、指导服务的职能。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第232期制度创新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保障崔民选重温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特别是反思历史，再忆毛主席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深信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关键。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第一，建立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权力运行体系。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功能来界定不同的权力，同时又要求其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是党在科学配置权力方面的一种创新。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已经基本定型，在形成重大战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要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重大决策制度，完善重大决策的机制和程序，健全决策后评估和纠错机制，不断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势在必然。第二，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严格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更好发挥党代会的重大问题决策权，党委会的执行权和一般问题决定权。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第三，明确各级党政领导职责权限，科学配置组织机构，明确职责和工作任务。按照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党政领导职责权限，合理划分、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健全部门职责和人员编制体系，做到定位准确、边界清晰，权责一致、人事相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依法按照程序与权限行使权力。第四，改进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即“一把手”的责任重大，权力集中，对其须形成有效监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改革纪律检查体制的具体举措。要求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对于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党历来重视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一贯方针政策予以执行。近年来，党中央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提出并实践一系列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新思想和新举措。特别是十八大提出“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以及“深入研究并实施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工作方法基本清晰化、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党进一步明确了反腐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目标与任务。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根本目的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目标是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基本原则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用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完善改进党的作风常态化制度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关键是围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改革和完善制度保障。推进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实现改进作风常态化，关键要看各级领导干部能否坚持带头改、带头抓。改革会议公文制度，改善会风文风。会风文风是党的工作作风的集中反映。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明确要求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健全公开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是从严治党的关键。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制度建设应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每个环节，体现在各个方面。论古知兴衰 观文鸣警钟 ——反腐倡廉话《甲申三百年祭》赵笑洁 张 勇七十年前郭沫若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著名史论，1944年3月19日起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刊载。《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便引起社会各方政治力量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这篇文章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国民党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却将该文作为整顿党内作风的重要文件，让全体党员认真学习、思考。一、祭文为谁而作通篇来看，《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政治、学术“兼而为之”的史论，但到底“祭”什么、为谁而“祭”呢？这要从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缘由说起。1944年正是甲申年，三百年前的甲申年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缢、李自成兵败的历史时期，正如郭沫若在文章中所描述的“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三百年后的1944年也处于中国历史上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国内各个党派矛盾交错，与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年有着相似之处。国民党污蔑和攻击以中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在此背景下郭沫若依据《明史》（包括《李自成传》《明季北略》《剿闯小史》）等史书记载，写下这篇具有政治震撼力的历史名篇。从写作上来看，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有这样的论述：“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因此我对于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别的意思。”据此可以清晰地看出，《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并非如刚刚完成的《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那样，是历史考证的方式，而是以史剧创作为发端的，含有“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强烈寓意。《甲申三百年祭》分析说明：是天灾，更是人祸造成了明朝的灭亡。“祭”文是为“祭”腐朽的政权所作，是针对失去民众的统治者所写。同时，又不仅仅停留在“祭”腐朽的统治者，更重要的在于以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史实作为历史镜子，提醒革命者在历史关头不要飘飘然、昏昏然，骄傲起来。二、丧钟为谁而敲从题目上看，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明朝政权的灭亡和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失败而作，但该文并非一般的历史事件的复述，而是将论述的落脚点着力放置在了分析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上。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抗日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现实，《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出来，他们只看文章“祭”明亡的内容，便由陶希圣执笔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污蔑《甲申三百年祭》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1944年3月24日《中央日报》社论：《纠正一种思想》）随后托派叶青写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的文章继续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无理指责，攻击道：“因为郭沫若底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底机关报，其刊出那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底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第三、四页，独立出版社1944年8月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相反，把《甲申三百年祭》中“祭”农民军的内容作为一面镜子，结合自己发展的历史实际，着重强调明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这两个历史事件所折射出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如何在胜利后由于自身的骄傲而导致失败的原因的总结。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篇文章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文件，让全党共同学习。1944年6月7日，总政治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及各级政工部门对《甲申三百年祭》高度重视，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从中吸取力量。虽然国民党借着对《甲申三百年祭》的抨击在舆论上对自己进行粉饰，对进步力量进行无理指责，但政务腐败，失去民众的支持，依然改变不了走向失败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历史的深刻教训，以史为鉴，注意与群众的联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显示出《甲申三百年祭》中总结的“执政者腐败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失去了民心，失去民心便要走向失败”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同时，也是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敲响丧钟。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像《甲申三百年祭》这样对革命事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史学论文，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三、警钟为谁长鸣改革开放以后，《甲申三百年祭》同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上不断提及《甲申三百年祭》在党的思想建设和中国社会发展上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时刻告诫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要警钟长鸣。1991年4月2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指出党员领导干部应该重新读一读《甲申三百年祭》，特别强调：“现在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我们必须记取中国的古训‘身教重于言教’。”这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思想日趋多元的情况下，借助于对《甲申三百年祭》的解读，提出预防党内腐败滋生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同志下大力量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同样指出：“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起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长期建设和革命的制胜法宝。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再一次向公众彰显了中央在反腐问题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在中共中央对待腐败“有案必查、有腐必惩”重典治乱的时刻重温《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居安思危，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也要以史为鉴，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这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将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甲申三百年祭》写作的前前后后谢保成2014年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赵笑洁馆长要我配合郭沫若纪念馆办展撰文。20年前，《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半个世纪，我发表了《还其本来面目——重读〈甲申三百年祭〉》的论文。10年前，《甲申三百年祭》轮了一个甲子“周期”，我在文津讲坛作《甲申年说〈甲申三百年祭〉》的讲演，并将前后两次的主要观点缩写成《说祭“甲申三百年”》，发表在《紫禁城》2004年第6期。如今三说“甲申祭”，在重申先前基本观点的同时，钩稽这篇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写作前后的一些细节，供有兴趣的读者回味。一 重申先前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三：其一，《甲申三百年祭》写作的初衷是反击《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蒋介石署名、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开头一段文字说：“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4月陶希圣发表《读〈中国之命运〉》，要每个国民“必皆以此书为思想的明灯”。5月共产国际解散，6月国统区“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7—8月毛泽东多次专电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董必武，部署“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1944年1月16日于怀（乔冠华）致函在桂林的柳亚子：“今年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闲谈，大家都一致认为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柳亚子因“神经衰弱很厉害”便“还信谢绝了”，随后又表示：“把甲申来算作明亡之岁，我从南明历史研究者的立场来讲，是不能承认的，特此抗议。” 于是，“开炮”的任务便落在了郭沫若身上。其二，《甲申三百年祭》不单单总结农民军失败教训，包括两大基本方面，既“祭”明亡，分析明亡的种种原因，又“祭”农民军，总结农民军失败的教训。全文以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三个人物为主线，反映当时的复杂历史事变。重庆、延安政治立场的对立，对文章形成针锋相对的看法。在重庆，针对文章“祭”明亡的内容，说“际此甲申之年，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隐射国民政府”，“共产党妄想利用昔之甲申来诋毁政府，动摇人心，煽动民变，以为‘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造机会”，“陕北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在延安，着重文章“祭”农民军失败的内容，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时隔8个月之后，毛泽东致函郭沫若，提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三，郭沫若本人对这篇文章有自己的认识。三年以后，当“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已见胜负端倪之际，1947年7月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一书结集时回忆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这是否对毛泽东来信提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问题的间接回应，不得而知，但区分“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是郭沫若自20世纪20年代起衡量历史人物始终坚持的一条准则。写明皇室与农民军的对立，反映两种思想的对立；写农民军内部矛盾，以牛金星与李岩表现两种思想的对立。文章表示“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结尾一句“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可谓点睛之笔！李岩的悲剧，是农民军内部“帝王思想”扼杀了“人民思想”的结果，强调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是不是更“值得回味”？二 再说郭沫若的写作准备。前面已说，1月16日于怀致函柳亚子，在桂林的柳亚子1月31日才收到，即便当天就“抱歉的还信谢绝了”，信回到重庆至少也要半个月左右，也就是说，“开炮”任务正式落在郭沫若身上不会早于2月上旬，至3月10日《甲申三百年祭》脱稿交给董必武，时间不到1个月。此间，郭沫若撰写《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的计划并未中断：1月12日至20日完成《韩非子批判》，1月30日至2月17日完成《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2月20日编定《先秦学说述林》一书，并作《后叙》（后改作《青铜时代》一书《后记》）。同时，因偶然读到乾隆年间禁书《剿闯小史》抄本，“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便将其书“校读一过，其确然知其讹误者，订正之，并略施标点”，1月作“跋”，3月由重庆说文社出版。书“跋”不足千字，请注意下面这段文字：作为平话小说，实甚拙劣，但可作为史料观。观其所记，与《明季北略》多相符，后书似尚有录取本书之处，如李信谏自成四事及与宋献策论明制科之不足以得人才等节，几于一字不易，而《北略》颇有夺字夺句。又与《明史•流贼传》则大有出入，《流贼传》绳伎红娘子救李信出狱事，最宜于做小说材料，而本书则无之，足证本书之成实远在《明史》之前也。校读《剿闯小史》，选用《明史》《明季北略》进行校勘，认为《剿闯小史》“可作为史料观”，且“与《明季北略》多相符”，与《明史•流贼传》“则大有出入”，书成“远在《明史》之前”。2月8日写信给翦伯赞，表明尚未正式接受撰写“开炮”文章的任务，内容如下：近于友人处得见一乾隆年间之抄本《剿闯小史》写李自成事颇详，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岩者，乃河南举人，参加当时活动，此人尤有意思。关于此时期之史料，兄谅知之甚悉。除《明亡述略》曾略见李信外，它尚有所见否？乞示知一二，为感。关注史料、寻找史料的出发点在有无李岩其人，由此提到《明亡述略》一书。此外，郭沫若纪念馆存有郭沫若抄录《芝龛记》第四十八出《狐奔》即李岩、牛金星投奔李自成一出的手迹，也表明郭沫若是在为创作史剧做准备。上述各项表明，郭沫若一开就把《剿闯小史》与《明季北略》《明史》作为“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的基本史源，随后增加的史源有《明亡述略》《芝龛记》，都与李岩有关。但当接受撰写“开炮”文章的任务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先前虽然准备写文章，却是配合柳亚子的“开炮”，或配合自己的史剧，而这后者是郭沫若创作史剧的一贯做法。如今时间紧、任务急，不得不放弃创作史剧的念头，然而先前的准备已然“先入为主”了，只能去掉“史有佚文，史剧家却须要造”的那些写法。从发表的文章看，引用史料主要有《明史》相关传记、《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剿闯小史》《烈皇小识》《明亡述略》《芝龛记》，而以《明季北略》引述最多，其次是《明史》《甲申传信录》《剿闯小史》，再次是《烈皇小识》《明亡述略》，但依然不忘《芝龛记》，没有完全摆脱配合史剧创作的写法。此前对于明清史毫无学术积累的郭沫若，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选择《明季北略》作为文章最重要的史料根据呢？当时在重庆能够联络得到的明清史专家，除柳亚子之外似无他人，但明史专家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一书在重庆应该看得到。《晚明史籍考》肯定计六奇《明季北略》“记明季农民起义史事，自成入京而后，按日记载，较他书为详。著者生于明末，距甲申之际，为时不远，或凭传闻，或出于目睹，虽间有歪曲事实之处，然较后人追记之书，去实际弥远者，犹可略存其真”。清史名家孟森为《晚明史籍考》作有序，说“使人执此考以求其书，有事半功倍之乐”。柳亚子1947年评论《晚明史籍考》：“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此时柳亚子虽未写出这一评论，但对《晚明史籍考》不会不了解，郭沫若直接或间接询问过柳亚子，得到启示，“按籍而稽”，虽然目前找不到确证，但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此外，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肯定“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记事本末体，组织颇善”，郭沫若和在文工会的史家们不会不知道。从这些细节看，郭沫若凭信《明季北略》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因为“李岩与红娘子的逸事”引起读者注意，两年以后，1946年2月写了700余字的短文《关于李岩》，增加了《罪惟录》 和《梼兀近志》，但依然不忘史剧创作，说《梼兀近志》“是绝好的戏剧和小说的材料”。联系郭沫若本人对文章的认识，就会明白为什么关注李岩其人了。批评、指责文章“祭”农民军部分的史料问题，大多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80年代，历经农民战争史研讨，发掘出不少新史料之后。这是以一二十年之后掌握的史料，苛责一二十年之前的史料运用存在问题，难免失于公平。以大视野审视明末清初的政治史，不仅在郭沫若毫无学术准备，就在当时整个学术界也是一个新课题。郭沫若毕竟是大手笔，一“开炮”就震动了国、共两党高层，难怪陈布雷曾有诗句赞其“挥笔动风雷”。倘若柳亚子答应“开炮”，史料方面或许不会被挑剔，但效果将如何呢？三 订正两个时间失误。其一，“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不是1644年3月19日，而是1644年4月25日。在北京景山明思宗自缢处，1930年曾立有沈尹默题写“明思宗殉国处”的汉白玉碑。1944年重庆纪念甲申三百之后，北平也有纪念之举。当年4月，傅增湘撰文、陈云诰书丹、潘龄皋篆额，新立“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约900字，以“今岁纪甲申夏历之三月十九日，距帝殉国时正三百年矣”，“幸逢十世之期，永作千秋之鉴”。此碑一度存放景山公园东南角院落，2004年重新立于原处。碑文特别说明是“夏历之三月十九日”，换算为公元纪年，甲申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应为公元1644年4月25日。重庆“祭”甲申三百年，误将夏历作公历，1944年3月19日《新华日报》载文，以崇祯帝吊死“那是发生在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的事”。我在文津讲坛的讲演、发表在2004年《紫禁城》的短文，均已作了订正，借此机会再强调一下：不要继续错下去了！其二，毛泽东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的一段话，不是1944年4月12日，而是同年5月20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学习与时局》注明的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第三部分，有“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段话，通常便把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时间确定为1944年4月12日，却与历史实际不符。重庆《新华日报》3月19—22日用4天时间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延安《解放日报》4月18—19日全文转载，4月18日的“编者按”说“因为最近才收全，到今天才能在这里转载”。而且“编者按”的内容针对的是《中央日报》的观点，丝毫没有关于“引为鉴戒”的意思。4月12日延安尚未“收全”《甲申三百年祭》，还没有转载，毛泽东怎么会说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话呢？这一疑问，在新版《毛泽东选集》得到解决，篇题注释改为《学习与时局》“是将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内容基本相同的两次报告合并而成的。一次是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另一次是同年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 。再从《解放日报》5月17日刊发《甲申三百年祭》出版单行本的消息，可以认定毛泽东讲“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段话是5月20日，不是4月12日。希望今后再引用和转载毛泽东这段语录时，务必将时间改为5月20日，特别是从事现代史和党史研究的专家们。（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的政治缘蔡 震《甲申三百年祭》在郭沫若的历史学研究中并非其系统研究方向上的一篇文章，所以单纯从学术角度看，它在郭沫若的史学论著中算不上一篇多么有分量的论文，但是它的社会影响力大大超出了文章学术内容本身，且历久未衰，主要原因即在于该文与政治的结缘，虽然未必是作者本意。同样，从出版和版本的角度来说，也因为这一份政治缘，《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与郭沫若其他著作集的出版，画出了一条颇为不同的轨迹。《甲申三百年祭》作于1944年3月。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应该说其本意是从历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中对于明王朝覆亡的历史过程进行思考。但文章撰写的时代背景（这一点，有关该文撰写情况的研究已有详尽的记述），以及文章立意、内容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现实性，使得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甲申三百年祭》脱稿于3月10日，3月19日至22日，连载发表于重庆的《新华日报》。这是中共在国统区发行的机关报。在文章连载刊出的同时，《新华日报》上还刊登有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章、资料等，显见是为配合该文发表的一种安排。这样一来，《甲申三百年祭》必然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反应，于是，就在学术内涵之外引发了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关注和评说。在国民党方面：1944年3月24日，《中央日报》发表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认为《甲申三百年祭》代表的是“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称“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思想，听其谬种流传”。1944年4月20日，叶青作《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1944年8月，独立出版社出版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该书“前言”称：“编者深恐这种无责任心的滥开炮，俾他糜烂性的毒气，影响于抗战大业民族复兴，故特搜集反驳文章，编为小册，以供防毒消毒之用。”在中国共产党方面：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和军队的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两种站在对立政治立场的反响，在批评领域之外，也必然影响到《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郭沫若对于自己著作或作品的长文，发表后一般会出版单行本集子，但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之后，他似乎并没有考虑将其单独出版的问题，大概正是基于以上社会反响的情况。尽管如此，《甲申三百年祭》仍然出版有许多种版本，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郭沫若著作出版资料，该书有以下版本：延安新华书店总店1944年5月版；苏中出版社1944年9月15日版；胶东新华书店1944年10月（初）版；野草出版社1945年10月上海（初）版；野草出版社1945年11月上海再版，改书名作《明末亡国史》；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11月翻印本；通化日报社1946年1月1日版；野草出版社1946年3月北平重版；宁安印刷厂1946年翻印本；东北书店1948年2月（初）版；人民出版社1949年3月版；新潮出版社（无出版日期）版（应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太行新华日报（无出版日期）版（应出版于新中国成立前）；人民出版社1954年3月北京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北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第二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书名作《历史的启示——重印〈甲申三百年祭〉》；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从这些版本，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出版的各个版本和版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它们的出版，并不是作者作为主动方的出版行为。20世纪40年代陆续出版的几个版本的内容，更能够说明这一点。延安新华书店总店1944年5月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版本，该版本的出版与该文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全文转载一样，应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的出版行为。苏中出版社1944年9月15日版包括：《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通知》《前记》《甲申三百年祭》正文三部分内容。胶东新华书店1944年10月（初）版包括：《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通知》《编者的话》《甲申三百年祭》正文三部分内容。这样的版本，是经编辑者辑录成书，再行出版的，显然是各根据地宣传部门组织编辑出版的一种学习资料，即毛泽东所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书出版，而是一个政治出版行为。野草出版社1945年10月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在上海图书馆编制的《郭沫若著译系年》中是作为该著作初版本而予以记录的，那么该版本是不是与《郭沫若著译系年》中所记录的其他郭沫若著作初版本一样的一个出版物呢？也就是说，该版本系郭沫若自己编订或认可后出版的一个版本呢？这要从该书的具体情况来辨析。在野草版的书中，《甲申三百年祭》是正文部分，正文之外还附录有《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宗顾《三百年前》、舒芜《在情理之上——读史笔记》三篇文章。全书有一署名“华按”的《前言》。《前言》对于《甲申三百年祭》作了高度评价，称赞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科学地解说历史”，“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前言》还特别抨击了现实中“有以吴三桂阮大钺自拟的人们”，指斥他们歪曲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论述，不过是借以向郭沫若“狂吠一阵”。宗顾的文章刊载于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是对研究明末历史现实意义的阐释。《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一文载于3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剧烈变化。它们显然都是《新华日报》配合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而刊出的文章。将这样几篇文字，包括舒芜的读史笔记，与《甲申三百年祭》辑录在一起出版，且以“华按”署名作《前言》，那么，“华按”的署名当系以《新华日报》名义所作的一个署名。该版本的《甲申三百年祭》，应系《新华日报》作为编辑者的出版行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几种《甲申三百年祭》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时势政治原因。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决议中的一项内容是“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会议认为，在伟大的胜利面前，党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同时，由于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这样，有一些共产党员将可能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必须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在这次会后，3月23日，中共中央党离开西柏坡前往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毛泽东称之为赴北平赶考，并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做李自成。人民出版社1949年3月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应该正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周恩来在全会的讲话中特别提道，“在七大前整风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温一下。”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从而敲响了警钟。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并处理的刘青山、张子善案反响极大，高岗的问题也包含有政治腐败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到《甲申三百年祭》是有针对性的。人民出版社在七届四中全会之后，也就是1954年3月、4月接连两次印行《甲申三百年祭》，显然与此不无关系。此后，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反腐倡廉的政治需要，《甲申三百年祭》几次被提起，也就必然会有一次次的印行。《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在郭沫若作品著述的出版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现代出版史上也是少有的情况（不包括政治类书籍）。这并非郭沫若个人意愿所能把握的，而是时势使然。在考察郭沫若著作的出版情况（由于郭沫若著作的出版物有大量版本衍变的情况和盗版本的存在，这成为郭沫若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时，这也应该是一个需要梳理清楚的问题。上述《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的历史信息，在上海图书馆编《郭沫若著译系年》中基本都有记录，这也是对此有比较详细记载的文献。但在该著译系年中对《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该书的著作权、版权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达，而是被特殊处理或模糊处理了。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与《郭沫若著译系年》作为相互补充的《郭沫若著译书目》（萧斌如、韶华编，他们也是《郭沫若著译系年》的编者之一）中，郭沫若著译作品的出版物是区分为正版书与翻版（盗版）书的。这是《郭沫若著译书目》体例的一个基本架构，当然这也是整理郭沫若著译作品出版情况的一个基本内容和基本构成。而记入《郭沫若著译系年》的出版信息，当然都是列为正版书的出版物。《甲申三百年祭》的所有版本，在《郭沫若著译书目》中都属于正版书，其翻版书部分无一例《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物的记载。但《甲申三百年祭》的版本，包括被《郭沫若著译系年》记录为初版本的编辑出版，与其他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成书出版情况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正版书和翻版书的范畴里，《郭沫若著译书目》实际上并没有能表明《甲申三百年祭》的哪些版本为正版书。与此同时，在《郭沫若著译书目》的“翻版书”部分，有些书目却正是因无法被确认为正版书，而被列入该部分的。这意味着《甲申三百年祭》是被特殊处理了。《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的政治因缘，已经决定了其出版的过程在事实上超出了商业出版范畴，那么关于其著作权与版权问题的考察，显然也就不能与郭沫若其他作品著述的出版相提并论。《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版是郭沫若作品著述出版的一个组成内容，但不好完全纳入我们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的视野之中。它需要单独予以记述，至少需要在《郭沫若著译系年》这样的文献记录中作专门的注释说明。一本书的出版印行，对于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产生很大影响的情况，在历史上，在一些国家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情况当然都会有文本之外的因素涉入其中。《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和发表出版，对于配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甲申三百年祭》能够发挥这样的现实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的历史价值之所在。论国共两党对《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态度、原因及命运——谨以此文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廖久明1944年3月19—22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第4版《新华副刊》连载后，引起国共两党的强烈反映。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产党时时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告诫自己，最终由弱变强并打败了国民党，国民党却不吸取明王朝灭亡的教训，最终由盛变衰并失去了大陆。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原因和命运，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共产党的态度、原因及命运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的第一天，《新华日报》的同一版面发表了宗顾的《三百年前》。该文认为，明政权的崩溃“不只是因为外族入侵，而更是由于它内部矛盾的总爆发”，农民大众则在反抗封建专制主义与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表现了极英勇高贵的品质” 。次日的《新华副刊》不但没有其他时间常见的广告，而且发表的文章全部与《甲申三百年祭》有关：除《甲申三百年祭》外，还发表了《在情理之上——读史笔记》（舒芜）、《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副刊名旁边还用大号字体登载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在情理之上——读史笔记》以明成祖给高翔后人加税却“令世世骂翔”为例，批评封建时代“把强者高置于情理之上”的处世哲学，并在文末号召人们“肃清奴隶习惯的残余”：“趁我们正在抗战，正在打倒危害我们生存的强者的时候，必须肃清奴隶习惯的残余，以常情常理衡量一切，才能有望达到一种新的生活。” 《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认为：明政权遭遇到的清兵入侵和农民起义“其实都是明政权本身的腐败所造成的”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知道，《新华副刊》在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同时发表的其他几篇文章，都力图把《甲申三百年祭》与现实直接联系起来：明末现状是由“明政权本身的腐败所造成的”， 农民大众则在反抗封建专制主义与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表现了极英勇高贵的品质”，由此让人们将日本入侵、国共矛盾的责任归咎于国民党。就在《新华副刊》发表借古讽今的文章半个多月后的4月12日，毛泽东却独具慧眼，在《学习和时局》中发现了《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作用：“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将对国民党的外在批判转变成了对共产党内部问题的警醒。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指示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在编者按中反击国民党对郭沫若的围攻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6月7日，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联合向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作家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再次将《甲申三百年祭》的意义聚焦在对共产党内部问题的警醒上：“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再次提醒共产党人不要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面前骄傲：“正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指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半个多月后的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11辆吉普车和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就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临行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回顾一下历史的发展便会知道，正是因为毛泽东独具慧眼地从两万字左右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发现了以下三百余字，便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历史，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道路：“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抗战胜利以后，经过延安整风的共产党员奔赴全国各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占领了大量的农村和城市，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西柏坡做报告后一个多月的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在解放军乘胜追击之下，国民党最终败退台湾。实际上，《甲申三百年祭》中也有一段文字：“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毛泽东没有将自己与这段文字中的“开国的雄略之主”对号入座，而是关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因骄傲而失败的那段文字，谆谆告诫即将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不要学习李自成，并最终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毛泽东为何没有将自己与《甲申三百年祭》中所写的“开国的雄略之主”对号入座，而是关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因骄傲而失败的那段文字？对于前者，可以用人们对《红楼梦》“命意”的看法来解释：“《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毛泽东没有将自己与《甲申三百年祭》中所写的“开国的雄略之主”对号入座，说明他此时没有将自己当作“开国的雄略之主”的想法。对于后者，看看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中对“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 的回顾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四次因骄傲而导致的失败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毛泽东则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1944年11月21日写给郭沫若的信还可以看出，毛泽东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二、国民党的态度、原因及命运就在《新华副刊》连载完《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三天即3月24日，陶希圣在国民党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批判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 。 4月1日，《商务日报》发表社论《论赫尔的名言》，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时代错误”的典型例子加以批判：“比如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在期待反攻，心灵中充满的，是无比的热忱，坚强的信念；而有人写出《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散播败战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这种文章是时代错误的结晶，放任这种文章在社会散播，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情。” 4月13日，《中央日报》再次发表社论《论责任心》，指责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缺乏责任心：“由于一部分人士责任心的缺乏，于是就有一种决不至于流行而竟然流行的思想，这就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文学、戏剧、史论，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假如大家都是一味的呻吟感叹，把战意和斗志馁了下来，那在叩门入室的敌寇及其奸徒，真是正中下怀了。” 5月31日，叶青在《时代青年》第5—6期合刊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该文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开篇到“郭沫若先生可以休矣”，篇幅约为全文的2/5；第二部分则为剩余部分，篇幅约为全文的3/5。第一部分重点阐发陶希圣的《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的观点，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之甲申不是昔之甲申。郭沫若底《甲申三百年祭》，犯了时代的错误。共产党妄想利用昔之甲申来诋毁政府，动摇人心，煽动民变，以为‘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造机会，陷中国于异族入主之苦境，是不可能的。郭沫若先生亦可休矣！”第二部分通过对与崇祯帝、明末农民起义有关的“史实”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教训”：“外患严重时期底农民运动是引起内乱，消耗国家力量，陷民族于危险境地的，在客观上有汉奸作用，而于它自己亦无补益。所以在外患严重时期，全国人民应深明民族利益于阶级利益之大义，拥护政府，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否则阶级利益的活动与其所反对的政府，两败俱伤，而阶级利益活动底领袖实为内战之始作俑者，乃真正的民族罪人。”对于上述四篇文章——也是《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国民党及其同路人最初发表的四篇文章，笔者感到惊讶的是它们毫无例外地将《甲申三百年祭》与“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联系起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既写了明末政权因失掉民心而灭亡的史实，也写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因得民心而胜利、后因失掉民心而失败的史实，两者综合起来，该文很明显是用残酷的事实告诉国共两党“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及其同路人不但不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是“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之作而加以批判。国民党及其同路人为何会把《甲申三百年祭》与“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联系呢？这应该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将民国与明末相提并论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人生道路差异极大的周氏兄弟便持此观点：“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了，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 。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明末的历史越来越引起了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党各派的关注，形成了持续达十余年之久的‘晚明热’” 。为了宣传民族气节，同时期的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中央日报》的副刊《中央公园》（1932年5月21日—1937年8月5日）也刊登了大量与晚明有关的文章：“辑佚之外，宋遗明遗的文章、气节、道德，包括各种轶闻都在《中央公园》中得到集中的阐发，这长串的名单包括岳飞、文天祥、谢皋羽、郑所南、谢枋得、张苍水、顾亭林、王夫子、黄宗羲、王季重、吴尔壎、汪梅湖、吕晚村、夏完淳、朱柏庐、陈言夏、江天一、阎应元等等，经历鼎革的明季诸‘烈女’、‘节妇’之诗作也得到了关注和表彰。”面对这样的时代氛围，作为一党领袖的蒋介石本该有超越时人的见解，才有可能带领国民党避免重蹈明朝灭亡的悲剧。遗憾的是，从他的言行可以知道，他并不具有这样的见解。他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如此写道：“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筹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由此可知，明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给蒋介石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叶青写作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发表后7个月、主编的《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出版后3个月的1944年12月，“蒋介石还聘他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授，专讲‘三民主义’” 。可以这样说，明王朝先后亡于李自成、清朝的惨痛教训遮蔽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官及其同路人的眼睛，他们把郭沫若的逆耳忠言《甲申三百年祭》当做影射现实之作，当然谈不上以史为鉴、对国民党内部进行认真整顿了，重蹈灭亡的悲剧便成为其必然之路。抗战胜利后，在经过整风运动的共产党人大力扩大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各级文武官员却如“饿虎扑羊”，扑向曾经的沦陷区，大发“劫收”财：“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 如此“劫收”，败退台湾是必然的结局：“大‘劫收’不仅急剧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尤其是给国民党政权自身造成了致命的恶果，使它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道德风尚和吏治等各个方面，基本毁掉或严重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以致导致了它在大陆的迅速覆亡。” 看看相关史料可以知道，“劫收”大员的行为与明末贪官污吏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的地方，国民党重蹈明王朝灭亡的悲剧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对贪污腐败并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随着中国经济建设水平连续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毛泽东担忧的以下情况已经变成相当严峻的现实：“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大力反腐倡廉。在这一背景之下，每一个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在贯彻八项规定、执行六项禁令、搞好四风建设的同时，看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看看贪腐的明王朝是如何灭亡的，看看曾经那么得民心的李自成起义军如何在夺得明王朝江山后迅速失去民心并迅速失掉江山的，应该会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举措。 《甲申三百年祭》与悲剧人物李岩李 斌《甲申三百年祭》曾长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褒贬毁誉，说法不一。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即发表社论，称郭沫若为“败战亡国的思想之残渣”，而《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则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亲自写信给郭沫若，赞其“有大益于中国人民”。中宣部和总政治部专门向各级党委和政治部发出学习该文的通知，要求全党高级干部“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此后历代中共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以此警醒全党戒骄戒躁，毋蹈李自成之覆辙。在学术界，此文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将其看作史学研究的典范著作，但也有不少学者批评该文在史料运用上的各种纰漏。20世纪50年代中期，史学家金毓黻在日记中说，《甲申三百年祭》所引资料或“属民间传说”，或“雅俗并传，真伪杂糅”，“不知郭先生何以不加别择，是为一短”。80年代初，姚雪垠酷评郭沫若写作该文时“没有认真地收集资料，仅仅凭着两三种野史，也未对所提供的材料辨别真伪，甚至连文字也未细读”。此文发表后引发了史学界的广泛讨论，或认为郭沫若写作条件有限，有所错误在所难免，但仅为“白玉之瑕”，无伤该文的光辉历史地位，或批评姚雪垠“苛于责人，暗于知己，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无论从政治需要的角度，还是从史学规范的角度解读，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该文的写作动机和主要内涵，恐怕并非上述两种角度所能解释完整。在我看来，郭沫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是从一位戏剧家的职业敏感出发，歌颂李岩所怀抱的人民本位的崇高理想，遭遇到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的“官僚”思想后所产生的历史悲剧。对于纪念甲申三百年，郭沫若最初的冲动，并非要写学术论文，而是要写一部关于李岩和红娘子的话剧。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历史研究的兴奋点在先秦社会和思想，相关著作《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是先秦史研究的经典著作。而对明史，郭沫若则素无研究。1944年初，重庆文化界准备纪念明亡三百年。1月15日，郭沫若与乔冠华等人商量此事，一致认为，柳亚子是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他开炮不可。（廖永祥、林兰平《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与郭沫若》）不久，郭沫若“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因此我对于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别的意思”（《十批判书•后记》）。这些史实清楚表明：郭沫若高度重视甲申三百年的纪念活动，但就性之所长，他认为适合写纪念文章的是柳亚子，适合以话剧这种在重庆文化界广受欢迎的形式来纪念的，是他本人。按照郭沫若的习惯，他常在写作剧本的前后，将相关史实梳理成文。比如，在创作《南冠草》之前，郭沫若围绕主人公写了《由葛录亚想到夏完淳》《少年殉国诗人夏完淳》和《夏完淳的家庭（未完成）》（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在创作《孔雀胆》之后，郭沫若写作了《孔雀胆的故事》《〈孔雀胆〉故事补遗》等多篇文章。1944年3月10日脱稿的《甲申三百年祭》，也应该这样看待。正如《少年殉国诗人夏完淳》为剧本《南冠草》之副产品，《孔雀胆的故事》为《孔雀胆》之副产品一样，相比于反腐败的学习文献或严谨的历史著作，更应该将《甲申三百年祭》看成郭沫若构思李岩剧本过程中的副产品。在文章写作前，郭沫若曾致信历史学家翦伯赞：“近于友人处得见一乾隆年间之抄本《剿闯小史》写李自成事颇详，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岩者，乃河南举人，参加当时活动，此人尤有意思。关于此时期之史料，兄谅知之甚悉。除《明亡述略》曾略见李信外，它尚有所见否？乞示知一二，为感。”这封信透露，对于波澜壮阔的明朝亡国史，郭沫若感兴趣的是李岩这位历史人物。事实上，《甲申三百年祭》正是围绕李岩悲剧命运展开的。文章认为，李岩的入伙，是李自成军队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李岩的被杀，导致大顺军“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对于李岩的悲剧命运，郭沫若在文章中再三惋叹：“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可见，萦绕在作者心头的，始终是李岩的悲剧命运。但《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中央日报》进行了“无理取闹的攻击”，使郭沫若的“剧本计划遭了打击”。（《答费正清博士》）所以仅仅拿出了副产品，正品反而胎死腹中。尽管如此，郭沫若对于李岩和这部未着手的剧本，长期念念不忘。1946年2月，郭沫若写作短文《关于李岩》。他说：“前年（1944年）我曾写《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逸事有所叙述，颇引起读者的注意，但因参考书籍缺乏，所述亦未能详尽。”“特别关于李岩，我对他有一定的同情”。“我自己本来也想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的，酝酿了已经两年，至今还未着笔。在处理上也颇感觉困难。假使要写到李岩和牛金星的对立而卒遭谗杀，那怕是非写成上下两部不可的。”这说明经过两年的思考，郭沫若对这个剧本的构思其实已经比较成形了，但他本人却并不满意。郭沫若迟迟不动笔，是因为他觉得用话剧这种体裁来表现这一题材难于尽善尽美。所以，当他遇上田汉时，不禁向田汉“盛称李岩之伟大”，“劝自成以均田免赋之说更有社会意义。而求之当时士大夫阶层真奇峰突起。倘使吴三桂不借清兵消灭革命，其足标炳千古”。并认为李岩“与绳妓红娘子之关系尤富戏剧意味”。故要求田汉“写一平剧，一直写到李岩被杀，农民革命的失败。”第二天，郭沫若再次跟田汉谈起此事，说自己“曾试写话剧，但因场子限制无论如何要丢掉许多宝贵材料。不如用平剧较易处理”。（田汉：《雾中散记》）郭沫若从未尝试过京剧剧本写作，故他寄希望于田汉。遗憾的是，田汉也未能写出关于李岩的剧本。虽然放弃了写作关于李岩剧本的计划，但郭沫若对李岩这个人物仍然不能释怀。1947年年底，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序》中再次礼赞李岩：“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阵，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实在还叙述得不够”，“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并不是单纯的‘官激民变’”。不久，他又在给蔡楚生的题字中说：“近人颇推崇王船山，然张献忠入长沙时聘之不就，后擒其父以迫之，至毁身而不从。而同时人如李岩者，则欣然随李自成而参加农民革命，且唱道均田拒粮之说以号召，其相去岂可以道里计耶？惜自成失败，李岩遗著竟堙没失传耳。”这说明《甲申三百年祭》问世四年中，郭沫若对李岩一直念念不忘，对他的思想学说及其历史意义的思考在不断地深入。但由于时局变迁，有更多更重要的事在等着郭沫若去做，因此他这些思考没有进一步形成文章。在《甲申三百年祭》70周年之际重读该文，我们为它在反腐败斗争和明史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而感叹，更为李岩这部剧本没能最终问世，中国文学中少了一位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而扼腕。 临时展览中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纪实张 宇人们常说，你想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一定要从那个地方的博物馆开始。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人们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穿过时空的阻隔，俯瞰历史的风风雨雨。微观而论，这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的重要见证；宏观来讲，这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博物馆的文物是靠陈列、展出、宣传、服务等功能性的任务达到历史与现在的人的对话，它已成为城市文化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如同历史长河，源源不断地流传过去的故事。展览陈列作为博物馆的重要社会职能，是博物馆实现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手段，也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展示学术研究成果、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博物馆展览、陈列的水平也就成了评价一家博物馆综合实力的首要指标。从现今的博物馆发展来看，一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完成后，短则五年，长则十年，不会再做很大的调整。细微之处的调整、改善，不足以影响整个展览的风格与其主要意图的展现。所以，在基本陈列之外的临时性展览，就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临时性展览的优势在于展现方式灵活简便，图片和实物相结合，配以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可以有效地拓展基本陈列以外的空间。使得最新的研究成果、潮流的多媒体应用、新发现的文物等能够及时地展示出来，将博物馆的宣传范围辐射得更广，更切合信息时代的高速运转。2014年是郭沫若写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在文章中，郭沫若分析了明王朝灭亡是因为执政者腐败，而执政者腐败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失去了民心。同时文章还以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史实为一面历史镜子，提醒革命者在历史关头不要飘飘然、昏昏然，骄傲起来。现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再一次向公众彰显了中央在反腐问题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同样都是提出了反腐倡廉，都是要以过去为镜子，照照现在，洗洗身体，去除污秽。七十年前，郭沫若以史实为依据，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七十年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大力倡导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从历史与现实相互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曾经的价值观在现今的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于是，我们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史论为基础，结合其发表70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集体对其的评价，社会学者、史学专家对其的论述，报纸、刊物等大众媒体对其的宣传，制作出“反腐倡廉话甲申——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出版70周年”的主题展览。此次展览共分成五部分，分别是“前言”“居安思危，温故知新”“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经典长传，历久弥新”和“结语”。“前言”和“结语”相互呼应，讲述了《甲申三百年祭》形成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对其的重要评价，结合当今的社会现象分析了腐败的危害，从理论与历史规律上申明反腐败和提倡廉政建设的重要性。《甲申三百年祭》在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称这篇文章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文件，让全党共同学习。1944年6月7日，总政治部、中央宣传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及各级政工部门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予高度重视，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从中吸取力量。改革开放后，《甲申三百年祭》同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甲申三百年祭》从一面世，即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1944年，该文发表后，晚明史研究一时成为学术界的敏感问题，柳亚子、翦伯赞等史学家都先后撰文研究。“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条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并且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所以说三百年前明王朝的消亡，大顺政权的迅速陨落，都无法逃离客观规律，现在也是一样。以史为镜，反思当下，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是我们党和政府重视并真正去落实的大事。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所列举的史实和其内在的意义同样具有发人警醒的效果。“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于2014年4月2日在郭沫若纪念馆西院展厅开幕。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张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单位主要领导及北京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的主要负责人等五十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张英伟组长发表了重要讲话，郭沫若纪念馆馆长崔民选主持开幕式。嘉宾们在开幕式后参观了展览，表示深受教育，一定组织本单位的党员干部来参观学习。在展览开始展出后的三个月中，郭沫若纪念馆接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单位的十余个党支部、宣武医院党支部、中国医药研究院党支部等四十多家单位党组织的参观学习。截至7月共有一万七千余人次参观本展览。此外还有不少单位的党办、纪检部门和我们联系，商量到他们单位展览的相关事宜。到目前为止，“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已经在平谷上宅陈列馆的大力推介下，从平谷的世纪广场开始，走到平谷区的很多基层单位、乡村大集、学校、部队。真正做到走群众路线，将展览带到群众中去，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活动。展览在宣武医院党委、纪委的支持推广下，在宣武医院及其附属学校进行巡展，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在校学生提供多样形式的文化教育。在展览展出期间，经《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科网、《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宣传，我们经常接到询问展览内容、展出时间、能否外展等内容的电话。在展出期间不时有参观观众与我们沟通，询问联系方式，希望能够组织本单位的同志来参观学习。通过此次展览，使得对郭沫若的宣传内容更为丰满生动，把专一领域细化，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从不同的层面更深入地了解其人其文其事。对文化的推广，对当今社会的反思，对各方面的深入剖析，让观众更近距离地感受郭沫若，感受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展览发挥了真实的作用，起到了实际的效果。“反腐倡廉话甲申——《甲申三百年祭》70周年”展览内容设计谈梁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与郭沫若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反腐倡廉话甲申——《甲申三百年祭》70周年”纪念展自2014年4月2日起于郭沫若纪念馆展出。开展后，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除接待院内外各单位参观学习外还应邀前往北京各区县巡展。在此仅就本次展览内容设计工作作出回顾。一、策展目的七十年前的3月19日，明王朝灭亡三百年纪念日之际，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郭沫若所作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下文简称《甲申》）。这是一篇不足两万字的小文，但它发表后不足三日就引来国民党“影射当局”的指责，遭遇大肆围攻；不足一月就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之后更被毛泽东称为“胜利时骄傲”的鉴戒之史论，列入延安整风文献，告诫共产党人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随后70年间，关键时刻共产党人每每会重温这篇文章以警醒自己，仍可获得新的启迪。围绕这样一部作品，在其诞生70周年之际显然应予以纪念，我们的纪念展应运而生。以书籍为展品或展览主题设计的展览并不少见，成功者不乏其例，但以单一作品为主题进行展览设计，同时更多的还需满足现阶段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展览策划不无难度。十年前，《甲申》发表60周年之际，纪念馆就曾组织过相关学术与展览活动。十年后，回首前辈取得的成绩，更觉肩头责任重大。郭沫若纪念馆自2013年即开始着手准备《甲申》发表70年纪念相关活动，展览为其中重要一环。整个展览初期设想是以展板为核心的简单图片展，这样的形式将有利于巡展使用，便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去，更切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需科普宣传工作任务的要求。郭沫若纪念馆前身为“郭沫若著作出版编辑委员会”，是郭沫若去世后为编辑整理他生前作品而成立的机构，几十年资料积累工作为开展与郭沫若有关的学术研究与展览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图片展有灵活多变、可随意组合的特点，是处理资料类、信息类展示内容最好的展示模式。近几年，随着馆藏资料数字化加工工作的开展，满足展览需求的图片、信息资源已变得唾手可得。展览准备伊始，我们得到了纪念馆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他们提供了近几年来新收集到的10余册《甲申》版本书供展览使用。这批版本书中不乏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及稀有珍贵之版本，它们的出现无疑会大大提升展览的“含金量”。然而新展品的到来却使我们不得不调整最初的设计思路：展览是应围绕“展品”——“版本书”展开，还是围绕已有的“可视信息”——“图片资料”展开呢？二、设计思路之一：展览结构在我国，博物馆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展览陈列设计领域更是新兴事物，在学科分类中往往被归于艺术学科之中，视为建筑设计或景观设计的分支。介绍或探讨博物馆的陈列时，通常根据陈列的不同形态或风格，把当代博物馆陈列划分为若干类型，如封闭式陈列、动态陈列、复原陈列、全露置陈列等。再进一步依据陈列观念和设计理念的不同，归纳为不同陈列设计流派加以分析。然而因展览内容与陈列品的专业性，陈列设计有着迥异于一般性艺术设计的特质。依据展示目的、展览内容、展品实际状况，在以上条件项与最终的展示设计之间，存在着我们称为内容设计的一个中间过程。对于博物馆陈列的内容设计与艺术设计，现阶段并无成熟的理论体系建构，大量的研究成果更局限于对实际展览设计案例的分析。郭沫若纪念馆所代表中小型的人物（专题）博物馆恰恰处于这一研究领域的边缘，相关研究成果可谓阙如。在此要说明的是下文对“《甲申》70周年”展内容设计的思考，并非为验证何种设计理论，仅为设计思路回顾以充实相关案例而已。回到核心展品上来，不同于其他书籍，不足两万字的《甲申》结集出版后也仅是一册几十页单薄的小本子，就展示效果来说并不好；加之诞生于抗战最后艰难的历史时期，内容具有相对严谨的史论性质，出版时《甲申》的书籍装帧就以简单朴素为取向，之后虽一再再版，但装帧设计风格一直延续至今。以上都成为制约展览设计的因素。虽然这次我们手握10余个版本的《甲申》，却不可能像其他著作一样简单罗列加以展示，搞成一般化的版本图书展。试想置10余本略显“灰头土脸”的薄薄小册子于一架，非但不能凸显其70年来的历史地位，反而只会使观者感到一股寒酸之气吧？考虑展览内容这一点先天不足，同时依据展览场地、展示设备实际情况，我们最终将展览划分为三个部分；展品与图版结构为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两条线索；在内容叙述上采取逆向叙述的顺序，从现实出发将观众引入历史情境加深对展览主体《甲申》的认识。开篇部分，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讲话引出展览主题。在回顾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对反腐工作的重视的同时，展览向观众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党中央领导在每一次对待腐败问题时都会提出《甲申》这部著作，以其为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的利器？第二部分整个篇章介绍了郭沫若写作《甲申》的历史背景、作品写作发表的经过及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反响。一方面，《甲申三百年祭》的诞生过程极具故事性，在展览叙述中，很容易一气呵成勾勒出短短几个月内《甲申》由构思取材到发表成篇，到引发国共双方截然不同的反对与支持，再到成为中国共产党整风文件而流芳后世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版本书出版时间恰可与展览叙述流线相呼应，依先后顺序排列，符号化的或平行、或融入展览主线之中，非但没有对主线造成干扰，反而在时间纬度上扩展了展览主线。在此，我们尝试使一件展品到另一件展品间流向过渡更加流畅，补充了部分有关文物的复制件（考虑文物安全因素未使用原件），从而使图片资料与展品间相得益彰。《甲申》的发表、出版、再版情况，所依据之史料，事后引起之风波跃然观众视线之中，有力地解答了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第三部分展览展示了后人对《甲申》的评论及相关研究成果。内容聚焦于现代学人、学术界对《甲申》的认识与思考，实际是站在另一种视角对《甲申》的历史意义加以解读，弱化前两部分所蕴含的过重的政治色彩，尽量客观地提示观众《甲申》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如前所述的这一“三段式、两条平行线”的展览结构确定之后，展览进入制作、布展阶段。展览开幕后，这一设计的另一个好处显现了出来。在固定陈列同时，展览可以完全抽离出展品部分，单独以平面展示部分形成巡回展览，从而达到了一套展览不同方式使用的效果。 三、设计思路之二：展示手段与陈列效果在展示手段方面，我们并没有选择现在流行的各类声光电展示技术。现代科技手段的合理运用自然可以增强展览的观赏性，加强某些展示内容与观众的互动，但本次展览的意图却非如此，我们希望通过最质朴的展示“语言”陈述使观众“静”下来，回到历史的沉思之中，去直面《甲申》，直面反腐倡廉的迫切现实。正如《甲申》的装帧设计一样，展览主题的严肃性要求的是展示设计尽量“返璞归真”，而非以新奇的手段去吸引观众眼球。那么，展览会不会因这样而变得过于死板不接地气呢？为使陈列“动”起来，在基本三段式的结构之中，我们设计了内容的相互衔接，力求展览内容叙述逻辑上的流畅性。在展览手段上，为帮助观众与展览内容形成真正的交流，我们将《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制作为手翻书供观众阅读。手翻书延伸阅读这一展览手段，早已应用于纪念馆基本陈列中，并获得了观众的良好反响。在整个《甲申》展内容设计中，所展示都是与《甲申》一书相关的信息，即使展出了各种版本书，却对《甲申》一书所写内容涉及极少。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展览设计者学术能力有限，无力处理原著，相反，我们的考虑是：应把整个展览最核心的内容以最本真的姿态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观众。自始至终，整个展览围绕着《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反腐倡廉经典著作地位的形成过程展开，观众在观赏展览的过程中，即可以接触到展品有关的历史知识，看到历史发展中党中央对根治腐败问题的重视，及至由此而来对《甲申》一书的重视。然而整个展览的最终目的在于设计一个情境，在此情境之中，观众获得的与其说是一种观赏性体验，不如说是一种阅读性的体验，图像信息、展品实物、讲解员解读（实践证明讲解员的解读在整个展览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都是在辅助“观众/读者”阅读，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在展览的最后将信息接受者引导向信息的真正来源——原著本身。我们所希望获得的效果是，观众在看完展览后会这样想：“回去得看看《甲申三百年祭》究竟写了什么！”如果我们以展示的方式使观众最终回到原著，回归作者原始文本本身，那么我们的展览就是成功的。对于展览的结尾，我们相信它不仅仅结束于结束语的文字之中，相反它应是观众回归原著后所获得的更深刻的体验。这种由展览字面/版面信息上升到观众自我认识的更新过程才是展览真正的结束。不同的观众必然会对《甲申三百年祭》这部著作产生不同的思考，可以说展览最后的手翻书恰恰是这种开放性结局的开始。 四、结语2014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Museum collections make connections）。国际博物馆协会对于这一主题的阐释是：“博物馆是一种鲜活的机构，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为不同观众、不同世代和不同文化架起沟通的桥梁。一直以来，博物馆面对着各种变革。这些变革促使博物馆去重新审视其传统使命，去寻找新的策略让藏品更加贴近观众，从而吸引他们前来参观。因此，许多博物馆一改藏品展示的传统办法，以便公众和社会更好地参与。作为一个机构，博物馆保存和呈现的是历史，但是仍然立足于现在。在本质上，博物馆是不同世代之间联系的纽带，能够帮助当前和未来的世代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渊源和历史。”博物馆日的主题恰恰与我们在本次展览设计中所遇问题相关。馆藏资料如何加以利用，这是郭沫若纪念馆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破茧而出后一直在思考尝试的课题。我们在不断地更新基本陈列、举办专题展、进行巡回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与其他博物馆略有不同，纪念馆依托本身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卓越的学术研究资源，尝试着将比较艰深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百姓可以接受的普及性知识，同时扩展郭沫若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宣传阵地的工作。就本次展览来说，我们所做的是一次冒险性的尝试，观众面对的可能是一条相对单薄的展品展示线，同时会因为各种情况产生对作品的误读。但以展品为支撑的展示无疑是博物馆陈列最有力的手段，唯有勇于面对困境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而且如博物馆日主题所提及，将“保存的历史”呈现给观众，是博物馆的一种社会责任。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所传递的对腐败问题的警示传达给现代社会，则是郭沫若纪念馆所肩负的责任。就展览设计本身说，展览作为一种手段，不应只是简单地用来向观众呈现展品（在本展览中是十余册版本书籍及其他辅助展品），而应被用来创造一个过程。展板与展品间所建构的是一种辅助阅读模式，展览的最终结论（目的）有两个：一、引导观众理解展览主题，在此展览起到了恢复或构建认知场景的作用；二、与社会实际结合，将观众引向更开放的认知领域，从而使展览主题得到升华。史林撷英 铸钟长鸣——试析“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中的史料运用王 静2014年4月2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在郭沫若纪念馆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许多历史图片与说明，结合版本书、复制品等展品，紧扣当今社会现实问题，深入发掘了这部作品的内涵和意义。长期以来，围绕这篇著名史论，社会各界已进行了诸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其创作过程、内容及影响，也早已被反复研究。因此对于一次展览而言，可使用的史料十分充实，从中撷取精华并集中展示便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简述“甲申展”对史料的运用，分析史料的选择对展览的重要作用。 一、有关《甲申三百年祭》创作的史料运用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完成《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起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上。其实早在当年1月，郭沫若与重庆一些学者便萌生了为“甲申”作纪念文章的想法。柳亚子曾引述乔冠华来函称：“今年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郭先生家和一些朋友闲谈，大家都一致认为你是南明史泰斗，纪念明亡，非你开炮不可。”柳亚子最初谢绝了乔冠华，而查当时几位同阵营学者发表的文章，皆作于3月19日郭文发表之后，可见《甲申三百年祭》是担当了“头一炮”的作用的。“甲申展”使用了两张历史图片来表现郭沫若的创作生活，使观众可以切身感受到当年郭沫若是在怎样的条件和情形下写作这篇文章的。一是郭沫若与于立群在重庆天官府4号的寓所前的合影，这是一座被郭沫若形容为“蜗庐”的危楼；二是郭沫若在天官府4号书房读书的情景，其背后的书架，是由三个美式弹药箱改造的，由此可见其生活与创作条件之艰辛。郭沫若在战时重庆图书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收集和参考了其所能见到的全部史料。据方诗铭回忆，当年国民党政府学术机构的图书档案资料十分丰富，但对郭沫若却是封锁的，“郭老所凭借的仅是他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一些藏书，而这却是十分贫乏的”。在这种条件下，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引用了《国榷》《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烈皇小识》《剿闯小史》《芝龛记》《甲申传信录》等多种史料。为了研究使用，郭沫若亲手抄写了数万字的原文，并做了详细批注，这些手稿现收藏于郭沫若纪念馆。“甲申展”为了令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学术大家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除了展示手稿的图片之外，还陈列出了《明史•李自成传》《剿闯小史》《关于李信》的手稿复制件。这种选择是有原因的，这三种手稿对于展现郭沫若的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明史》之《列传》中本没有《李自成传》，李自成事迹见于《流贼传》之中。郭沫若手抄《明史》此段史料时，题为“李自成传”，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更是一直写作《明史•李自成传》，这是为了推翻长久以来官方史学将农民起义军视为流寇的撰史传统。观众在看到《明史•李自成传》的手稿后，或有兴趣查阅明史，则能明白郭沫若此番用心。而《剿闯小史》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创作则有着特殊意义。郭沫若在文章中称：“最近得见一种《剿闯小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不久将由说文社印行。那是一种演义式的小说，共十卷，一开始便写《李公子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封拜》为止的。”后来又曾写道：“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可见《剿闯小史》是引起其创作兴趣的直接原因之一。郭沫若将全书手抄一遍，还为说文社印行的版本做了跋文，考证其作者与成书年代。“甲申展”展出了《剿闯小史》手稿上下两册，观众不但能够欣赏其封面题字的优美，还能够睹物思事，联想到郭沫若在短短两个月之中，认真誊抄史籍、钻研史料的情形。郭沫若对《剿闯小史》的兴趣或可从其2月8日致翦伯赞的信中略窥一二：“近于友人处得见一乾隆年间之抄本《剿闯小史》写李自成事颇详，甚引起趣味。有李信一名李岩者，乃河南举人，参加当时活动。此人尤有意思。关于此时期之史料，兄谅知之甚悉。除《明亡述略》曾略见李信外，它尚有所见否？乞示知一二，为感。”郭沫若在信中称在《剿闯小史》中看到李岩其人，表明此书中李岩是其兴趣所在，而后他还向翦伯赞索求更多的关于李岩的史料。他自称对于李岩这个人物“有一定的同情”，还曾想将其事迹写成史剧。1946年郭沫若在获得了更多的史料之后（《罪惟录》《梼杌近志》《鹿樵纪闻》等），又为《甲申三百年祭》作了补充文章《关于李岩》。郭沫若重视李岩，是因为他认为“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甲申展”将《关于李岩》的手稿全篇展出，使观众可全文阅读，理解郭沫若对李岩的认识。“甲申展”以图文的形式还原了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原因、过程，并且突出地展示了郭沫若的三种重要手稿。在选取还原史事的资料时详略得当，一方面概述其过程，另一方面又择取精华，以手稿及手稿背后的故事来表现创作之原因，可使观者有所收获。二、有关《甲申三百年祭》所产生影响的史料之运用《甲申三百年祭》一经发表，其影响便是巨大的。重庆《新华日报》为配合文章的连载，在3月19日和3月20日两期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三百年前》《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延安《解放日报》在4月18日、19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甲申展”展出了两份重要报纸的整版图片，以及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历史照片。这种安排是为了凸显它们的重要地位，并表现《甲申三百年祭》的巨大影响，给予观众以一种视觉与思想冲击。郭沫若曾自述称：“近几个月来，我在研究明朝末年的历史，读了一些古书，打算把李自成所代表的农民运动写成剧本⋯⋯我的剧本计划遭了打击。原因是三月十九日是明朝灭亡三百年祭的纪念日，我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字，不料竟遭应该以革命为生命的某报于三月二十四日用社论来作无理取闹的攻击。”“某报”指的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是时其报发表了《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攻击郭文“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甲申展”在展览说明中点出其谬误，并引出《解放日报》的转载以及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反应。《甲申三百年祭》发表还不满一月，4月12日毛泽东便在《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中称：“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甲申展”展出了《学习和时局》1953年单行本，以及毛泽东信件的手稿图片，此外，还有4月28日中共中央文委写给郭沫若的信，其中对郭沫若的文化成就致以慰问和敬意。这些展品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重视，与国民党政府之态度进行对比，更能令人感叹当时中国两种力量之较量，孰能走向光明之途，孰又必将败亡。此后，《甲申三百年祭》一直作为中共党内的重要学习文件，影响历久弥新。“甲申展”选取了几代领导人谈及反腐倡廉问题的论述与讲话，并将这些引文放置在展览的开始部分。展览首先长篇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13日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他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而后，展览选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论述，其中还有特别提到《甲申三百年祭》之处。如此布置，是为了紧扣“反腐倡廉话甲申”的主题，亦是将《甲申三百年祭》这样一篇在发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的文章，与新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发挥其不变的警示内涵。“甲申展”收集并展示了朱佳木、金冲及、谢国桢、方诗铭、黄烈、谢保成等著名学者的评价，这些评价有着共通之处。他们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是“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深厚的史学基础”，“不完全是一篇学术性的，而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的文章”。此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四川日报》《宁波日报》《甘肃日报》等报，均曾发表重要文章讨论、纪念《甲申三百年祭》，“甲申展”亦展出了这些评论。《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发表当时具有轰动的影响，而且在后世仍然是一座警钟，不断地长鸣以警示今人、后人，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也是“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所要发掘和展示的价值，在此意义上，展览于海量史料中撷取精华，亦为传承《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价值增添了一笔亮色。临时展览讲解特色分析 ——以“反腐倡廉话甲申”主题展览讲解为例徐 萌随着文博事业的迅猛发展，现代博物馆只展示本馆的固定展览，已满足不了观众对不同种类展览的需求。为了更大限度地拓展博物馆的展览内容，扩大观众群体，博物馆要根据自己的文物资源调整好馆内的固定展览，很多博物馆开始在本馆举办各种临时展览。临时展览与固定展览形成互补，适应博物馆的发展趋势，满足广大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增强博物馆的吸引力，实现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发挥博物馆最佳社会效益。讲解工作是沟通博物馆和观众之间的重要纽带，是实现博物馆价值的有效体现，可以称之为是联系参观者和博物馆的重要媒介和桥梁。讲解工作已逐渐成为一门艺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临时展览中的讲解工作，由于临时展览展出时间短，制作费用有限，没有高科技的辅助陈列手段，这些都在考验着讲解员的知识储备、业务能力和心理素质。如何把握临时展览特色，做好临时展览中的讲解工作呢？郭沫若纪念馆在2014年4月2日起展出“反腐倡廉话甲申——《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主题展。我以《甲申》临时展为例，和固定展览讲解工作相比较，分析一下临时展览讲解特色。一、临时展览讲解稿特色因为各临时展览在展览主题、内容风格方面常常区别于馆内的固定展览，所以临时展览讲解词的编写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做好临时展览讲解首先要做的就是撰写好讲解稿。1．把握展览主题，突出临时展览的思想性思想性是讲解稿的灵魂，任何题材的讲解稿都要有鲜明的主题。各博物馆经常不断推出符合时代精神、高扬时代主旋律的临时展览，充分发挥临时展览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反腐倡廉话甲申——《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主题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与郭沫若纪念馆联合主办，宣传反腐倡廉的一次大型临时展览。七十年前，郭沫若写下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这70年来，《甲申三百年祭》一直作为党内学习文件，在党中央提到反腐倡廉时也是多次引用这篇文章。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自上而下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这一次的《甲申》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高扬时代主旋律的临时展览。这样在讲解稿的编写中，必须突出“反腐倡廉”的展览主题，并且把时代背景融入讲解稿中。2．结合展品实物，提高临时展览的知识性知识性是讲解稿的生命。观众之所以走进博物馆，归根结底是由于其丰富的知识蕴含，讲解稿中要满足观众的求知愿望，用“展品说话”，结合展出实物，避免空泛的讲解。临时展览中展览内容一般是以版面和文物为主，这就更需要发挥展品的重要作用。例如《甲申》展，为了展现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的过程，展览陈列出了郭沫若手抄的古籍资料：《剿闯小史》复制件、《明史•李自成传》复制件等。在讲解稿中对这些展品详细阐述，可以提高展览的知识性，让观众参观这次临时展览后，了解更多知识，取得更大收获。3．加入历史故事，增强临时展览的艺术性艺术性可让讲解稿具有活力，更加吸引人、感染人、增强表达效果。艺术性还体现在表达形式上，讲解稿中要有“包袱”、具有趣味性，让观众更容易接受。临时展览常涉及的是某一方面的知识，专题性强，常常出现一些专业术语，加深了理解难度。这时在讲解稿中增加一些历史小故事，会增加展览的趣味性。如《甲申》展，在讲解词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历史故事，例如：郭沫若为什么会选择在3月19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史论呢？为什么人民出版社在1954年一个月内接连出版《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呢？这让《甲申》展也更容易让观众理解接受，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二、临时展览讲解特色由于博物馆展出内容的不同，讲解方式也有所不同，常用的有：报告式、叙述式、交谈式、导览式、总介绍式、课堂教学式、实验表演式和语音式等。由于临时展览有别于一般的固定展览，临时展览具需要灵活掌握，在讲解时，要做到突出重点、生动自如、随机应变。所以临时展览讲解可主要使用总介绍式讲解和叙述式讲解。1．总介绍式讲解——突出重点，引发思考总介绍式讲解，即在观众参观前，先集中概括地介绍展出主题思想和主要展览内容。在观众参观《甲申》展之前，先进行总介绍式的讲解，说出《甲申》展的重点，集中概括《甲申》展的主题思想——反腐倡廉。同时，说出这一次展览的重要文物，并提出几个问题，让观众明确要参观展览的内容，激发观众的兴趣，让观众带着问题参观这一次展览，以便引发观众的一些思考。2．叙述式讲解——因人而异，口语化讲解采用总介绍式讲解，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会受时间、空间、实物等限制，让观众有“笼统”“抽象”“不直观”“不具体”的感受，并且《甲申》展中专业词汇较多，加大了观众理解的难度。这时可以适当加入叙述式讲解，这种方法比较灵活，降低专业性，展览内容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在讲解员对展览内容比较熟悉后，可根据观众的不同层次以及接受能力，灵活讲解，参观线路、讲解内容都可以随机应变，做到因人而异。叙述式讲解语言表达上可以更加口语化，这样的讲解气氛比较宽松、自然。同时在讲解时可以增加体态动作、面部表情、手势等。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增加互动性，也会提高观众的接受效果。综上所述，展览是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相互沟通交流最重要的桥梁。近些年来，各博物馆越来越重视临时展览的举办，而临时展览更需要通过讲解工作来解读给观众。因此，临时展览讲解工作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成为博物馆界一个重大而现实性的课题。把握临时展览特色，是做好临时展览讲解最为重要的工作。观甲申史祭 传浩然正气 ——“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的受众分析胡 淼在当前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的重要时刻，郭沫若纪念馆发挥其作为一个名人博物馆的社会职责，举办“《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反腐倡廉话甲申”主题展览，将名家史论引入展览，将历史事件带入现实社会，将反腐倡廉工作要义潜移默化地植入百姓心中。从传播学角度来讲，博物馆的传播模式是展陈策划人员以文物为内容，通过场景展现、文物组合以及多媒体、数字化等技术手段，全方位呈现历史环境和画面，将信息传递给观众。观众通过对展览符号的解读，形成对历史的认知和感受。观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反馈，将意见反馈给博物馆，改进工作以适应观众的需求，形成新一轮的传播。本次展览是一次名人博物馆举办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展览的尝试，本展览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受众的群体、受众的需求、受众的反馈等因素，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办展览。一、受众群体分析在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一书中，阐述对观众的认识是：博物馆的观众是一个相当广泛和庞杂的人群。这个人群由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兴趣爱好都不同的人们所构成。不同观众群的关注角度和接受信息内容是不一样的，为了使展览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本展览在设计中十分关注观众需求和参观质量，即观众对展览有效信息的接受。在展览中尽最大可能满足博物馆社会效益的最主要标准，即“是否实现了向观众传播文物展品所负载的信息和有多少观众接受了这些信息？”陈列展览的信息要有效表达给观众，让观众充分吸收，就需要内容设计人员在策展之初，对观众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充分考量观众的接受能力，以满足不同观众群的不同需要。参观的观众中，学者型观众比较关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写作过程、史料运用及版本流变，更深地认识到了郭沫若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展现出来的一份爱国主义情怀。郭沫若本可以只潜心翻译写作文学、创作诗歌、研究历史古文字学，可他却担负起了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针砭时弊，月旦社会，为当政者敲响历史的警钟。这一点，很值得当代学者学习。干部身份的观众则侧重关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阐述的历史教训：骄傲必败、腐化必败、分裂必败，提醒领导者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纷纷然，昏昏然，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吸取教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从政道路上不走弯路、不违纪违法；就是要表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惩治腐败的决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浓厚社会氛围。本展览吸引了许多单位的党支部组织本支部党员同志前来学习，党员观众更多的是关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对《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发表之后的不同态度，旨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既要居安思危，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也要以史为鉴，增强廉洁勤政的自觉性，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严格自律，廉洁奉公，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始终保持好共产党人的正直本色和革命气质，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对于广大普通观众来说，本展览所涉及的内容不是一味地说教，也没有枯燥的案例分析，而是在回顾一篇史论的过程中，让观众了解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明朝的灭亡、李自成起义军的败走、国民党的败逃台湾，均是由于统治集团作风腐化堕落所致，而我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利益无小事，自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以群众满意的政绩，造福于民，取信于民。在整个展览中，将党中央坚持反腐倡廉长抓不懈，坚持拒腐防变警钟长鸣的精神传达给广大观众，给予观众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承诺。二、受众需求分析对于博物馆而言，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就是作为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使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相和谐；使博物馆文化与民众文化需求相协调；使博物馆事业与社会进步相统一；使博物馆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博物馆的一切工作必须适应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趋向，适合公众的需求。本展览筹划之初，希望尽可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公众需求，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筹办此展览：一是时代所向，国家反腐。在新时期，我党几代领导人均非常重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多次引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2014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值此，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下，举办“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二是民心所向，百姓关注。当前百姓把反腐倡廉视为头等大事，反映了人们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加强党纪、法规、政纪建设的迫切意愿。诚如史实所鉴，明朝的灭亡、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均是由于统治集团作风腐化堕落所致，割裂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丧失民心，动摇国本。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戒骄防腐的问题，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才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带领全国人民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郭沫若纪念馆举办此展览，亦是建立起了博物馆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用办好展览的方式做好纪念馆的群众路线工作。在考虑到以上两点需求之后，按照博物馆美学体系，按照美的原则建造展览。首先，展览的内容美。考虑观众长期接受传统反腐展教育，以反腐案例作为切入点，以图片为主，由案犯简介、犯罪事实、刑罚或党政纪处理情况、点评或忏悔录等内容组成的反腐展览形式。在本次展览中，打破之前反腐展“以案施教”的固有模式，提出“以史施教”的展览设计模式。重温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史学宏论，将史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历史纵深感与社会现实感相结合，使观众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明王朝和明末农民起义人亡政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割裂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丧失民心，动摇国本。而我党十分重视群众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树立群众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而借此展览，将文中的主旨要义和党中央反腐倡廉的“正能量”传达给观众。其次，展览的形式美。此展览形式上，除了橱窗式的传统表现手法，引入自主阅读模式，将原文文本放大影印，供观众阅读；展品方面，展出郭沫若写作此文时所用的史料手抄本复制品、各个年代不同版本的《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等珍贵史料。按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将外部环境（色彩、光线、造型等）和内部展品陈列通盘考虑，统筹规划，科学有序地设计编排，从而取得形式上整体美的效果。再次，博物馆参观的主体——观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展览内容上，打破旧有反腐倡廉展“以案施教”的展览模式，以名家史论为蓝本，“以史施教”，向大众传播积极乐观的思想。使观众观展之后，通过外界刺激，获得“悦耳悦目”的审美形态；再通过内化为心理上精神性、社会性的审美，达到“悦心悦意”的审美形态；进一步在理解、想象诸功能的配置下培育人的感情心意，达到“悦心悦意”的审美形态。最后，博物馆美学将美育作为自身价值的归宿。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博物馆、美术馆等均是实施美育的场所”。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教育机构，美育教育是博物馆应该承担的一项重要的社会职能。在本展览立意上，以史为鉴，引发观众正向思考。三、受众反馈分析本展览一经展出便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许多观众纷纷对本展览给予了肯定，充满了对反腐倡廉建设成效的肯定和信心，不少观众还对深化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积极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参观后都非常感慨：“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仅仅一万七千余字，胜过现在的长篇大论。全文不提反腐倡廉的字眼，而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讲得透透彻彻。”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一位从事二十多年质量监察工作的干部感慨道：“李自成进京之后私欲膨胀、自我放松，再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步步变成享乐主义的奴隶，最终只能被轰下台。”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观后留言：“展览潜移默化地引人深思，催人警醒。”中国光大银行的主管领导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以此为契机，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开展警示教育，牢筑廉洁从业思想防线，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确保银行业安全、稳健、高效运行，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老党员们认真参观后在留言簿上写道：“用这样形式和内容办展览，教育意义很好。既缅怀了郭老，也让人们对我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满怀信心。希望能多组织、动员更多的党内外人士来参观受教育。”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党员同志说道：“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不断接受党的教育，要不断加强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宣武医院的党员同志留言道：“对于我们医疗卫生系统，加强廉政建设，为人民群众服务，就要从改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医院和树立卫生系统的良好形象做起。”庆王府部队官兵参观秩序井然，神情专注，认真听取讲解并集体留言：“建设保民平安、为民服务的廉洁队伍。”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团员们来馆参观，看完这个展览说道：“看这个展览，既上了历史课，也上了政治课，不再是象牙塔里死读书的书呆子，也能‘开眼’看社会。”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东城区人才服务中心、护国寺街道的基层工作人员，感受之余，提出建议：“应在这次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书，发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手中，扩大反腐倡廉教育面。”许多观众还积极为反腐败斗争献计献策。“遏制腐败现象，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健全各种制度，加强监督，多管齐下，不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应建立一种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对权力进行分流。”通过举办此类反腐展览，广大观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有了更深的认识，消除由于缺乏了解而导致的认同危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反腐败斗争形势，从而增强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对党的政策给予理解、信任和支持，形成有利于反腐败斗争的社会舆论。由于本展览“以史施教”的展陈内容与以往的“以案施教”反腐展有很大不同，各种类型的观众群都能从展览中汲取所关注的信息，既看到了惨痛的明末亡国史实，也看到了党中央四代领导反腐的决心。因此，观众观看完本展览后内心的触动也不似之前的反腐展，不是沉重的、无望的、无奈的，而是在当今的发展中看到了希望、信心与光明。展览在名人博物馆的宣传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十分密切。展览内容的表达，充分考虑到受众的群体、受众的需求、受众的反馈等因素。展览的设计，充分运用博物馆学、传播学、美学等原理，多角度、全方位地将展览呈献给观众。本展览从一篇学术文章入手，“以史施教”引发对史料挖掘、学术价值和反腐论题的探讨，这是一次展览与现实问题成功结合的案例，引发了观众的感知、认知，最终达到名人博物馆“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社会功能，完成“有助于人的发展和愉悦”的重要任务，让名人博物馆真正成为培养国民情操、熏陶思想品德的重要场所，使其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下午好！京城四月，春意盎然。在全党全国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与监察局共同举办“反腐倡廉话甲申”展览，纪念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党组对这次活动高度重视。受伟光和胜轩同志委托，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院党组和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监察局、直属机关纪委，向此次展览活动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今天开幕式的各位来宾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对此次展览活动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郭沫若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艺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作为享誉国内外的文化伟人，郭沫若先生博古通今、才华横溢，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翻译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郭沫若先生坚持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积极投身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事业，为新中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七十年前，郭沫若先生于明朝灭亡和李自成起义失败三百年之际，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了明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在其鼎盛之期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给予高度评价，并将其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应以“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为鉴，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此后，毛泽东专门致信郭沫若：“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再次提醒全党“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进入历史新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扬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借鉴历史教训、注意戒骄防腐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多次提醒全党，“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到重新读一读《甲申三百年祭》，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斗争搞不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重提毛泽东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论述，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坚定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戒骄防腐的问题，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才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带领全国人民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见，《甲申三百年祭》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史学范畴和时代局限，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汲取精神养分的不朽名篇。“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我们重温《甲申三百年祭》，联系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伟大实践，愈加强烈地感受到这篇史学宏论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和旺盛的生命力。我们隆重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回顾明王朝和明末农民起义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传承郭沫若先生优秀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对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深刻汲取“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定必胜信念。《甲申三百年祭》深刻揭示了封建王朝更替的历史铁律，适应了中国共产党戒骄拒腐的本质要求，为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新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不能不归功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充分汲取了“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作风问题抓起，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口，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广泛赞誉和拥护；把惩治腐败放在突出位置，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提振了党心民心。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核心的问题是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史为鉴，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不懈抓党风，毫不手软治腐败，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始终坚持“廉洁兴院”的发展道路，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注入持续动力。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有力保障。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要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近年来，中国社科院根据党和国家的部署，确立反腐倡廉“六项格局”，实施预防腐败“三大行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与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协同构建，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社科院特色的廉洁发展之路。我们一定要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加强自身反腐倡廉建设与发挥反腐倡廉智库功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按照中央和中央纪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创新工程的总体安排，以维护政治纪律、严明组织纪律、执行财经纪律和学风文风作风建设为主线，以强化监督执纪为重点，着力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不断深化“两个体系”协同构建，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要弘扬哲学社会科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围绕全党全国反腐倡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力量开展廉政研究，总结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借鉴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经验教训，为开创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提供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必须牢固树立“为民治学”的根本立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续写壮美华章。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指明了道路。坚持为人民群众做学问、为人民群众拿笔杆子，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必然途径。我们要学习发扬郭沫若先生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治学的崇高精神，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为人民群众行使话语权。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重点，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真正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把个人的学术探索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学术理论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重要工具，努力成为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学问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同志们、朋友们，主办此次活动的郭沫若纪念馆，是中国社科院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多年来，在挖掘和展示郭沫若先生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和传播郭沫若先生伟大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自2000年以来，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组成联盟，紧扣当前政治的热点和社会的焦点联合举办系列展览，关注老少边穷地区和特殊弱势群体开展外出巡展，到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举办中华名人展，很好地诠释了近代以来优秀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持续努力，发挥了文化遗产的社会政治价值。衷心希望郭沫若纪念馆以此次展览为契机，认真落实院党组关于“科研立馆、人才立馆、管理立馆”的战略要求，加强与兄弟单位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宣传教育、对外交流的阵地作用，努力办成郭沫若研究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宣传中心，进一步研究好、传播好郭沫若先生光辉思想和学术成就，继承好、弘扬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遗产，展示好、提升好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再创佳绩！最后，预祝本次展览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工作局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西城区残联宣武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药植物所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所平谷世纪广场平谷大集金海湖消防中队平谷区武警中队平谷区黑豆峪（老区）宣武医院结 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沫若先生在七十年前用饱含激情和睿智的笔调写下的《甲申三百年祭》可谓警钟长鸣，意味深远。“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老百姓的支持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三天就攻下北京，然而，进京后李自成及手下功臣们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最终以失败告终。90多年来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继续走群众路线，保持党的纯洁性，提出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自上而下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因此防止党员干部骄奢淫逸，腐化变质也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党深刻认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为此印发了《建立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坚决反对腐败，毫不留情地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我们党的铁腕反腐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通过《甲申三百年祭》的展览，我们重温了党执政六十多年来，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同命运，从人民的评判中发现不足纠正缺点，从人民的信任中获得前进动力的光辉岁月，也体验到了党坚持以为文本，执政为民，重在持之以恒，真抓实干的优良品质。民心向背决定事业成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史为鉴，在总结我们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得民心、顺民意、和民情，在新实践中体现出爱民、为民和亲民的特色，我们党定能应对未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形式，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察局，与我馆共同努力完成这次展览和书籍编写工作。